作者｜韩书瑞（Susan Naquin）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罗友枝（Evelyn Rawski） 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教授
人们一般都认为，18世纪是清代势力达到鼎盛的时期，而在这一世纪末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标志着王朝漫长崩溃过程的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终于彻底崩溃，这时民族主义运动迫使皇室的第十位皇帝退位以对共和制的政府有利。中国传统历史学家已习惯于将过去的历史看作是皇室的兴衰，他们会用所谓王朝循环来解释清朝与前朝不断由盛转衰的过程。这些循环在每一阶段都是由类似的因素造成的，围绕着统治者的活动进行：有魄力的开国皇帝创造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强盛的时期，然后领导不力，用度过多，接着又因赋税增加和政治腐败造成管理的瘫痪，引发农民起义。在1800年有大量证据表明过去的一个世纪已出现王朝衰落的迹象。18世纪90年代镇压苗民和白莲教起义的战事说明政府已开始变得这样脆弱：皇帝的宠臣把持朝政，挥霍无度，腐败成风；地方政府缺乏效率，压制苛严，军事上也无法控制局势。富人生活奢靡，不负责任，而同时穷人则生活在贫困之中。由此来看，通往1911年的道路已很明确。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乾隆朝后期正好印证了这些看法，但他们在考虑了王朝和国家的状况后又指出，其起因还有并非单纯局限于政治方面的其他问题：人口的增长、知识界的冷漠以及外国的帝国主义。人口的不断增长看来不仅使精英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破坏了行政管理的结构以及造成民众骚乱，而且还更普遍地损耗了自然资源和现有的技术条件。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是“一种近乎依照前现代方式所能达到极限程度运作的制度”。具体来说，有些学者将土地短缺、百姓赋税负担增加、农民转变为农业雇工以及尤其是在南方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归为造成19世纪衰落的重要因素。18世纪学术考证的风尚在19世纪初因被认为缺乏道德责任感而受到谴责，而现代历史学家又将之当作是文化僵化的众多例证之一，与这一时期技术的停滞同时出现。最后，外国的入侵也是从18世纪开始的，这时广州的垄断贸易制度开始失灵，鸦片贸易使得民众疏远，而外来入侵最终使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败在了英国人手中。鸦片贸易改变了出超的平衡对中国不利，造成白银外流，铜钱贬值，对国内经济有不良影响。因而，19世纪衰退的众多根源看来早在前一个世纪就已深深地植下了。不用去将1911年帝国制度的终结看作清史中最重要的终结标志，也不用根据其与王朝（通常被认为是好的）兴盛的关联来评判事件和条件，对我们而言看来更有意义的是要考虑18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关注这一时期的长时段发展。这些发展很少是在1644年开始，或是在1911年结束，每个发展都有其复杂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之作为王朝兴衰的表征。毋庸置疑，清朝的皇帝开始变得更加软弱，国库也更空虚，官员和军队更无效能，因此我们就先从政府谈起，在政府中许多传统的程序确实仍在起作用，但我们另外还要考虑范围更广的社会发展趋势。
帝国的机制长期以来就是研究王朝衰落的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似乎很有根据地声称，清朝皇帝开始时是强悍的开国君王，而在末期则是219无能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18世纪的三位皇帝都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通常大家认为乾隆是这三位伟大君王的最后一位。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有些个人即使不当皇帝也能实际行使皇帝的权力，那么就可以看到，清朝开始时还是比较动荡的，而19世纪的衰落也并非那样突兀而单向。清朝末年恢复的摄政制就是采纳了满人早期的做法，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作为摄政者所表现出的活力肯定要超过前面几位皇帝（嘉庆、道光和咸丰）。此外，在王朝开始和终结之间满人统治期间有一个漫长的满汉在政府中合作的时期（一直延续到晚清）。汉人在朝廷中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因而他们忠于清朝政权；长江下游的精英在官僚层地位显赫，他们保证了这一时期的稳定和延续，可能弥补了皇帝的不足。清代国家的财政力量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18世纪是清朝国家收入盈余的时期：国库充实，内库丰盈，这不仅是和平、繁荣的结果，也是雍正统治时加强控制各省汇缴赋税的结果。不过，无疑在1713年税收体系受到固定丁额这一慷慨举措的削弱，使得征收到的赋税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5%，以致财政基础薄弱不能满足一个庞大的近代政府或是工业化变革所需。清代的钱囊可能在乾隆年间最为充实：1736年有2400万两盈余，而到1786年数额增至三倍。有盈余政府就能同意免去受灾地区的税收钱粮，不去计较拖欠，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花费。由盈余转为亏欠是在18世纪最后一些年出现的。比如，出征新疆花费了2300万两，讨伐四川金川叛乱的花费三倍于此数目。到18世纪90年代白莲教叛乱时，朝廷不得不动用储备以供国内军事活动所需，自征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费用不足的情况。这场征战据说花费了一亿两白银，比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还多约30%。财政不足继续困扰着政府，到19世纪更为严重，1840年后包括对外巨额赔款在内新的负担数量不断增加，而北京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来源却没有变化。新的过境商业税（称为厘金）给各省带来了新的财源，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政府财政匮乏的状况。到1900年，中国政府从全国生产中实际得到的收入已少于1753年。从这一角度来看，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清代的常备军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不能打仗，但这一恶化尚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毕竟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国内和平。问题是汉人绿营兵的情况或许比八旗兵更糟。虽然历史学家经常声称，入关的满人军队在18世纪初开始衰落，到1800年已不堪一用，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们仍在边境地区正常作战，而且在对付白莲教叛乱的游击战中显得并不比汉人军队差。但作战的模式在变化，在边疆地区，传统的游牧对手越来越转向定居生活，而从海上又来了没有想到的威胁；在中国内部，外国的枪炮开始逐渐代替骑马射箭和用长矛的步兵，曾经令人生畏的清代军事上的优势慢慢丧失。到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农民歹徒拥有武装，有时甚至还有火枪，骑着马，许多住区建起了围墙，有地方团练保卫。当军队经费不足、训练很差时，要想维持住数量不断增加更为尚武的百姓的秩序就变得日益困难，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一再被削弱。在转向依靠由地方精英和省级官员领导的更有效率的团练和地方军队之后，清王朝经受了19世纪中叶叛乱者震撼整个帝国的挑战而幸存下来，但它也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还可以在18世纪期间看到行政瘫痪的最初迹象。当然，清代国家一开始就受到要解决许多棘手问题以及要负担庞大维持费用的困扰，在这一时期行政机构承受了经常出现的崩溃和部分复苏的循环过程。但在1800年以后正常的更新就很少出现，清朝政府很少有什么部门在1850年时能像1750年时那样有效率。因而就只能称这一过程是一种王朝衰落的形式。不过为了理解这一失败，我们必须考察其不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部分是崩溃，部分是不能付起新的责任，还有部分是有意将国家的功能转到私人群体方面。清朝国家与社会和经济不相适应的困难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方面来理解。
18世纪的遗产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在1800年前后可能会看到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机构长时期软弱，财力不足，边缘地区逐渐失去控制，在核心区域精英逐渐侵犯到政府的功用范围，因对外贸易而出现的繁荣结束，文人官员号召重新进行政治改革。但这些变化都必须置于众多长时段的世俗发展趋势中来看，这些发展趋势，它们产生于晚明，没有什么大的中断一直延续到晚清。卷入到世界经济之中，这一卷入的过程从未中断但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此外我们还看到，大规模的经济商品化以及财政机构的形成使得能够经得起萧条的影响而生存下来；出现了稳步而又集中进行的国内的移民垦殖，将云南、新疆、台湾和满洲以及许多少数民族群体纳入了汉人的世界；各种社会机构增加，规划了发展并保证了某种程度的社会秩序；文人文化转变为有着广泛城市基础的全国文化。当代的中国有许多地方都要归功于其近代早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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